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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对话环节，两位作家从“故乡与他乡”谈起，非洲对于古尔纳先生来说是“故乡”，而对于莫言先生来说则是“他乡”。莫言先生认为过去从作品中了解到“文学的非洲”与真正看到“现实的非洲”有很大不同。他曾在玛拉河边等待着看成群结队的动物“英勇”过河的壮观场景，但始终没有等到，而当眺望“乞力马扎罗的雪”时，他突然理解了海明威小说中那只高山上冻僵的豹子——“它是为了追寻光明和理想爬到高山，它的牺牲有一点壮美的境界。”

对于古尔纳而言，非洲则承载着不同的记忆：他的故乡是非洲的一座小岛，那里有大片的海滩——“我们的海滩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和世界进行着连接，与世界的其他文化进行着跨大洋的交流。”正如当年郑和船队的到来，让非洲了解了中国，家和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莫言进一步提出，随着作家创作经历的延长和活动半径的扩展，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纳入作家“故乡”的范围中。

莫言从“讲故事”的角度强调，作家的写作一定脱离不了自己的故乡。一个小说家的自传往往就体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小说家的自传或许包含着小说的成分，但小说家的小说却恰好表现很多自传的内容，这不是诚实的问题，而仅仅是艺术的问题。他以古尔纳的《遗弃》为例进一步说明，小说家不会像历史学家一样全方位、立体地描写一场巨大的变革，小说家更擅长的是“由小见大”，从一扇窄门进到宽广的世界中去。

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还有另一重身份。古尔纳先生是非洲文学、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莫言先生同时是一位剧作家。如何在两种不同的身份之间切换？古尔纳认为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是他的志向所在，两者间不会难以平衡。在写作学术专著和论文时，他会采用学术化的语言、丰富的支撑材料以及权威的口吻，尽可能做到全面覆盖，而在写小说时他是完全自由的。

莫言也介绍了自己创作戏剧的初衷与心得，他曾三次去往莎翁故居，走遍了那里的大街小巷，还在斯特拉夫堡的街心公园发现了一座牡丹亭。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是同时代东西方的伟大戏剧家，《牡丹亭》突破了生与死的界限，情到至深处，“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爱情高于生死，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如此，可见伟大作家捕捉到了人类情感深处的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