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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案发后即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网民一边倒地认为胡阿弟是‘药神’，不构成犯罪。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舆论聚焦于法院如何定罪量刑上，‘希望国家出台关于保护患有罕见病人的政策’‘同情患儿家长的遭遇’‘期待公平公正的判决’等声音是主流舆论。”中牟县法院相关负责人说，作为人民法院，不能就案办案，要通过司法审判回应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氯巴占是治疗癫痫病的特效药，但又具有毒品属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承办法官咨询权威部门得知，根据药品管理法规定，我国有一类药品为特殊药品，也就是管制药品，简称为“精”“麻”“毒”“放”四类，即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而麻醉药品和精神类药品有成瘾性，都有可能成为毒品，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就会成为危害社会的成瘾性物质，比如公众比较熟悉的吗啡、杜冷丁。氯巴占也具有这种特点，属于国家特别管制的药品。

中牟县法院第一次开庭3个月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印发〈临床急需药品临时进口工作方案〉和〈氯巴占临时进口工作方案〉的通知》，允许指定医疗机构用于特定医疗目的临时进口氯巴占。同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开出全国首张氯巴占处方。一个月后365下注，首个国产氯巴占仿制药正式上市，癫痫病患者需要服用氯巴占的问题得到解决。

“根据法律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该案审判长介绍说，氯巴占属于第二类精神药品，喜保宁、雷帕霉素系尚未获准在国内销售的境外药品，胡阿弟明知涉案药品未经许可不得擅自销售，仍在自建的社交群中多次发布药品销售信息，加价销售药品金额超过50万元，其行为客观上扰乱了药品市场管理秩序，依法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胡阿弟在为患有先天性癫痫病的女儿治疗过程中了解到其他患者也有需求，虽然他有加价出售行为，但客观上也解决了部分患者的用药难题，这与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有本质区别。犯罪能否成立和刑罚的轻重，取决于被告人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而对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评价，不能违背常识或者公众朴素的正义感。”该案审判长说。

“胡阿弟将药品加价后向同样有购药需求的患儿家长销售，其行为究竟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这是我们苦苦思考的。”审判长向记者回忆说，合议庭经过认真审查案件事实、证据，认为被告人胡阿弟主观上没有犯罪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造成犯罪的后果365下注，涉案的药品属性应认定为药品而非毒品，遂判决胡阿弟的行为不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

“法院没有因为胡阿弟的行为结果对特定的病友是有益的，就认为其行为是合法的，也没有因为其行为客观上触及有毒品属性的精神药品，就一律评价为毒品犯罪。”审判长认为，刑事裁判不能拘泥于“死板”“冰冷”的法律条文，应当顾及“人之常情”，让司法裁判具有能够“体感”的公正，体现情理法的有机融合，既要防止“情绪化司法”，也要克服“机械化司法”。

在李梁看来，裁判定性精准、量刑适当，符合公众的朴素价值观，裁判文书充分考虑了“情理法”相统一。司法裁判只有实现了裁判结果与人民群众朴素情感的高度契合，才更易于被人接受，更易于推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平正义就是人们内心的一种道德情感，对于违背公平正义的行为，人们会发自内心地对这种行为表示愤慨，当正义实现时，内心深处又会获得满足和宽慰。

“所以，我国传统的法律价值观认为‘法律不外乎人情’。这里的‘人情’并非私情，而是指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要遵从于人类本性中共同的道德和情感，即所谓的‘天理’。人情、国法、天理是相互统一、相互依存、契合无间的。”李梁认为，该案审理既彰显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维护了国家的药品市场管理秩序，同时也在法律规定允许范围内回应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诉求，从案件处理的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社会效果等多个维度而言，裁判结果均达到了“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的效果。

“胡阿弟一案，既能让被告人认罪服判，又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案件争议焦点、量刑标准等方面及时公开回应，有利于舆论场的激浊扬清，使法院审判活动充分接受社会监督，也体现出以参与为核心的司法民主价值，展示司法的理性对于社会正义的构建能力，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从而达到彰显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效果。”河南省人大代表赵鹏璞评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