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晓松到陈家 酒后驾驶是颗“炸弹”
有人抱怨，生活中自然包含着吃吃喝喝，工作中难免会有些应酬，滴酒不沾实在有难度。事实上，驾驶并非生活中的必需，驾驶不过是一种交通方式，而且是众多出行方式之一。我不否认有些人至今仍把汽车视为身份的象征，但应该看到，随着汽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明白了汽车的真谛，不会再把驾驶私人汽车当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更何况，驾驶需要一定的技术，尤其是在我国这样非常自由的国度里，全面的观察，敏捷的反应，是安全驾驶必不可少的技巧。所谓驾驶乐趣，在城市中根本无法感受，能感受到的，只有劳神与费心。所以，我一直提倡，经济能力较强的人，应该雇佣专职司机，不仅可以规避潜在的危险，更能彻底解放自己，在后排座享受轻松。比如，像高晓松这样的人，就完全没有自己驾驶的必要。
我曾与多位海外富人打交道，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全部雇佣了专职驾驶。其中，有几位事务繁忙的，雇佣了2位司机轮班，以确保车子随时有人开。北京一家公司的高管，在外地交通肇事，由于有人员死亡，被扣数日，因此错过了一次会谈，公司损失了一大笔业务。事后，这家公司给每位高管都配备了专职司机，不再允许高管们自己驾驶。相关负责人告诉我，雇用一位司机每年支付的报酬最多是5万元，仅仅是那次交通肇事损失的百万分之一。
毕竟，交通事故的成本往往是非常高的。高晓松此次肇事还算是“幸运”的，没有死亡或重伤，一旦有重大伤亡，仅靠保险远远不够，肇事者破上一大笔财是肯定的。所以，过分依赖保险的驾驶者应该以此为鉴。如果您的业务繁忙，交际甚多，最好雇司机驾驶，看似每月多花了几千块钱，比起规避的危险和获得的轻松来说，实在微不足道。
其次，酒后驾驶对他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是不言而喻的。正因如此，全国人大今年宣布，醉酒驾车属于犯罪行为，将被处以拘役和罚金。综观多个国家，无不对酒后驾驶施以刑罚。比如，瑞典规定，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标准的司机，轻者扣驾照1年，重者坐牢2年。日本规定，只有带有酒味的驾驶者，便可以监禁3个月或5万日元罚款，如果醉驾2次以上，将监禁6个月。在德国，驾驶者血液酒精浓度超过0.05%，即被处以500欧元的罚款、扣4分并禁驾1-3个月。美国各州对于酒驾的处罚不尽相同，比较普遍的是当场吊销驾照和入狱6个月到1年，如果造成生命伤害的驾驶者会被以二级谋杀罪起诉，最高可适用死刑。
各国之所以制定如此严厉的惩罚举措，源于酒后肇事与普通交通事故的本质区别。后者往往是真正的意外，是肇事者疏忽大意或操作不当造成的，并非故意为之。酒后驾驶则不然，肇事者在启动发动机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操控能力、反应能力和观察能力有所下降，理应不该驾车，如果忽视事实，继续驾驶，无异于放纵自我，置自己与他人的安危于不顾。有些人爱把酒后肇事理解为交通事故，事实上，这种理解是很可怕的。比如陈家，他确实不想肇事，他确实与罹难的父女无冤无仇，但是，他作为一个有着正常思维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酒后驾驶可能会出现的后果。虽然不是故意，但起码是放纵。美国将这种行为导致的人身伤害定义为二级谋杀，我认为非常正确。
然而，拥有立法权的全国人大此次受到了挑战。据近日媒体报道，地方法院收到了最高法院关于醉驾情节轻微不入罪的指导意见。据说，有关专家认为，如果醉驾一律入刑，对其个人来说，会留下犯罪记录，对今后一生的发展都将有影响，同时，如果成千上万的人被判刑，增加这么多囚犯，看守所压力增大，我国国际影响又会如何？
难怪新华社社论总说我们有自身的“特色”。一个所有先进国家都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在我国处罚起来却步履艰难。食品安全、强行拆迁、行业垄断，那么多影响到民生的问题不见有人关注，反倒操心一个酒后驾驶被处罚的人今后的发展问题，担忧看守所人满为患。真是荒唐透顶，荒谬至极。如果在刑罚面前，还有那么多人敢于以身试法，只能证明震慑力不足，需要加大处罚力度。都说新加坡秩序井然，看看李光耀的著作吧，根本不是新加坡人民有极高的素质，而是新加坡政府严厉的罚款罚款再罚款的结果，时间长了，良好的习惯自然也就养成了。而我们的一些人，思维总是反其道而行之，远离世界普遍的认同，还担心“国际影响”，我猜想，那些认为没有酿成祸端的酒驾不必入刑的人，八成是为了自己的酒驾留条退路。
但愿我的猜测是错误的，因为酒后驾驶是颗不定时的“炸弹”，而炸弹是没有眼睛的。